杨银禄/文
目 录
名师指点，悟性颇高
刻苦练习，几近痴谜
孤芳自赏，影展梦碎
林彪《孜孜不倦》照的来历
“谢富治遗像”一语成谶
江青是不甘寂寞的人，爱好广泛，爱动植物、爱打兵乓球、爱打扑克、爱看电影、爱骑马，尤其爱好摄影。我想说说她在学习摄影活动中的一些故事，供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江青。
名师指点，悟性颇高
江青的摄影指导老师，据我了解有吴印咸、石少华、徐大刚等中国著名的摄影艺术家。
吴印咸是我国老一辈摄影艺术家。生于1900年，卒于1994年，享年94岁。1938年9月，延安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，吴印咸是这个团的技术及摄影负责人。那时候，他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，在延安宝塔山下、延河之滨举办了摄影训练班，吴印咸主持，并主讲摄影课程。江青听过他讲课，从此认识了吴印咸。可以说吴印咸是江青摄影的启蒙老师。
1970至1972年，江青对拍摄人像着了迷，先后在钓鱼台10号楼、17号楼设了照相室，邀请吴印咸到她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指导拍摄。那时，她把许多中央领导人请到钓鱼台10号楼或17号楼照过相，其中有周总理、李先念、纪登奎、许世友、谭启龙、谢富治、林彪、叶群、李德生、陈伯达、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。江青给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照过相。
石少华，1918年生，卒于1998年。他从事摄影工作半个世纪，多次举办摄影作品展览并曾荣获国际大奖。江青1961年从庐山回到北京，决定再次拜师学艺，请石少华当她的指导老师。石少华对她怪僻的个性早有耳闻，以工作太忙为由婉言谢绝了。后来，江青把她的真实心思报告了毛主席。还是毛主席出面，将石少华请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。毛主席说：“石少华同志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就收她做学生吧。江青她身体不好，有病，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，你就收她，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，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。”还是毛主席的面子大，石少华同意收这个徒弟了。他给江青的第一课是深入生活，多拍有人的场景。江青很认真地接受了石老师的建议，经常到天安门广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进行拍摄。后来，石少华给江青调整了拍摄主题，让她多拍些花草树木、庭院建筑等静物风景，重点掌握层次感，注意曝光准确，取景角度新颖等。
江青这个人还是比较聪明的，很有悟性，做事专心认真，很快就喜欢上了拍摄风光、静物，像日出、日落，还有湖面月亮倒影等。
1964年国庆节晚会，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节日焰火时，江青还向时任总理摄影记者的杜修贤虚心求教，如何才能拍摄出焰火的最好效果。杜修贤毫无保留地指导她。结果，当晚她拍摄的焰火效果很不错。我见过几张，确实是繁花似锦、光彩夺目。
徐大刚，1926年生，2012年去世。他多年从事摄影工作，被称为“上海新闻摄影界的元老”，1960年被调到中南海，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1961年7月要上庐山开会，由于主席历来不想坐飞机，因此徐大刚和江青一同乘专机前往庐山。飞机上，两人聊得最多的便是摄影。当聊到如何在摄影过程中抓住动态物体的瞬间摄像时，徐大刚根据平时积累的经验，告诉江青如何运用快门速度捕捉动态物体的最佳瞬间，如何拍摄高速物体，如何使用闪光灯等。江青听得津津有味。直到飞机在九江平稳降落，江青才止住询问。
江青作品——庐山仙人洞
上了庐山之后，江青基本上每天都要外出拍摄风景照，并拿给徐看，让他提意见。一天下午，徐大刚正在休息，江青派人来叫他，让他陪着去仙人洞拍照。仙人洞是悬崖绝壁上的天生石洞，洞深约3丈，相传是吕洞宾修仙成佛的地方。那天，徐大刚和江青等人游玩，从山洞出来，走到洞口时，突然看到夕阳初现，远处山壁上的衔碑亭别有一番风姿。江青特别兴奋，立即询问拍摄方法。徐大刚说：“拍摄这种照片，一定要运用动静对比的方法，方能显出意境的效果。拍摄时，照相机不能有丝毫晃动，否则会造成被摄的晚霞呈模糊现象。”还说：“选择快门宜慢不宜快，速度过快会使原先呈动态的晚霞‘凝住’而丧失动感，还应注意陪衬物，尽量加大活动幅度，做到晚霞不动，影像背景模糊，才能获得好的效果。”徐大刚将随身带的两架照相机设置好，让江青从镜头里看整个晚霞映衬的衔碑亭情景。江青在画面里真的看到一幅只有在仙境中才会有的图案。她还叫随行警卫拔掉杂草，砍掉两根挡住镜头的树枝。江青一直等到在画面上看到一缕缕的云雾从远处飘来时，才按下了快门。这张照片在采景、用光和快门速度上都恰到好处。几天后，江青拿着冲洗出来的照片，笑逐颜开。从画面上看，不仅酷似大自然，更兼具常人无法揣摩的意境。于是，她把它称为习作，兴致勃勃地拿给毛主席欣赏，并请主席提出批评意见。起初，毛主席可能是工作太忙，没有时间看；也可能是看了没有想好，一直没有回音。江青等得很着急。两周后，毛主席充分肯定了这幅“仙人洞”照片的意境，表示对这张照片很满意。他还联想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，触发诗兴，为此，1961年9月9日，欣然题写了一首七绝——
《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》
暮色苍茫看劲松，
乱云飞渡仍从容。
天生一个仙人洞，
无限风光在险峰。
江青拿着这首诗，细细地欣赏和品味，乐得合不拢嘴。以后这张照片连同这首诗，成了她炫耀的资本。
刻苦练习，几近痴谜
“师傅引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”江青在摄影艺术上取得一定成绩，除了名师指点以外，也和她的刻苦努力分不开。
我给她当秘书时，一天清晨，她在钓鱼台10号楼门前摆弄照相机，准备拍摄盛开的牡丹花。我看她情绪不错，就试着小声问：“江青同志，您喜欢照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她说：“是在延安的时候开始的，那个时候，前线的部队打了胜仗，从敌人那里缴获了一架旧照相机，交给了主席，主席叫我试一试，看还能不能用，主席、总理、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的时候，在行军的路上，我用这架照相机还给主席照了好几张照片呢。解放战争胜利后，我把那架旧照相机交公了--一切缴获要归公嘛。”
江青对摄影达到了几乎痴迷的程度。1971年春天，她为了拍几朵牡丹，不辞辛苦地跑到景山公园、中山公园、香山公园、天坛公园、颐和园等当时种植牡丹的地方，一去就是三四个小时。为了拍出晶莹剔透的露珠，她凌晨四五点钟就赶去了。去后，她精心地挑选花开得最大的，颜色最好的，花瓣层次最丰富的，选好后，她亲自或用手沾上水，挥洒在花朵和叶片上，或用口含上水往花、叶上喷洒。然后，支好三角架，安好相机，对好焦距，调好速度，就开始等阳光、等蜜蜂、等蝴蝶，有时候等半个小时，有时候等一两个小时。江青是个急性子的人，有时急得满头是汗。但是，拍照时她很耐心。有一次，她对摄影师们说：“北京的春秋季，色彩丰富。景山就可以拍好多照片，大胆地用逆光，我喜欢用侧逆光、顶逆光，用辅助光，要耐心地等，我拍片就是用心地等……细节有时能画龙点睛。”等到有阳光了，水珠晶亮了，蜜蜂、蝴蝶开始飞舞了，她才放心满意地按下快门。
月夜哨兵
江青为了在钓鱼台拍一张“月夜哨兵”的照片，提前三四天到中央警卫局二处挑选“模特”，精心选中了警卫参谋王进良同志。他身体高大魁梧，浓眉大眼，精明强健。然后，她又到处挑景点，选中了钓鱼台17号楼南侧一棵繁茂苍劲的大松树旁。选中了人，选好了景，就开始等了。等月亮圆，等天气好。所谓天气好，就是无云雾，无风尘，空气爽，温度宜。一天晚上，月亮又大又圆，天空干净如水，无风无尘。江青叫人搬去了照明灯具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她才充满信心地按下了等待已久的快门。
她为了拍一张满意的“高度警惕”的备战照片，叫一位警卫战士潜伏在一个隐蔽处，手持钢枪，睁大眼睛，聚精会神，目视前方。为了拍摄清楚战士锐利、警惕、有神的大眼睛，一向十分讲究卫生的她先是蹲在地上，后是跪在地上，最后趴在地上拍摄，一拍就是一个多小时。
1970年11月，她在海南岛休息，为了拍照鱼雷快艇后边的浪花，在快艇高速行驶时，她不顾颠簸及海风吹打，站在甲板的木凳上，由四个人扶着不停地拍摄。
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，江青对我说：“小杨，最近一两年，我从新华社拿的胶卷，冲洗的小样，放大的照片，还没有交钱，你去新华社找石少华，请他帮助我算算欠他们多少钱，我一次性还给他们，欠人家的钱老是还不了，心里不安。”一周后，石少华送来了一张单子，成本费一共3000多元。江青一看这么多钱发愁了，于是向毛主席要了3000元的稿费，才还了钱。1970年代初，3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交了钱以后，江青怀疑石少华敲她的竹杠。有一天，她对叶群说：“石少华不地道，敲竹杠，要了我3000多元的照相费用，不少呀！”叶群劝她：“我给您在画报上、报纸上多登几张照片，收点稿费，弥补一下。”
1972年暑期，江青到北戴河避暑，为拍摄日出，连续四五天凌晨三四点钟就出来爬上联峰山，选好位置，还要等到霞光出现才开拍，一直拍到太阳露点、露边、露脸、海天一色才收场。如果有点儿云雾，遮挡了太阳，她便收拾器材，无精打采地离开，等到下次再去。
1973年6月11日，我离开她之前，亲眼看见她自建国以来所拍摄的底片和小样装满三四个大木箱。
江青在拍摄
孤芳自赏，影展梦碎
毛主席说，江青没有自知之明，就是批评她缺乏谦虚谨慎的态度，往往对自己估计过高。毛主席批评得很对，切中要害。这不仅表现在她的思想作风上，也表现在她的日常生活上。
1972年夏，美国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维特克夫人（比江青小24岁）来我国访问。江青在接见她时说：“近几年我拍的照片一万张左右，销毁了三四千张，还有很多要去掉。我对照相是有研究的，也称得上半个专家吧。我是时常发表作品的，当然不是用真名发表，不然又不得了。他们还要为我搞影展，我不要。”江青说的“他们”，一个是指叶群，另一个指姚文元。
1973年9月，毛主席接见法国总统蓬皮杜，江青把在京的新闻记者叫到钓鱼台审查新闻纪录片样片，片长只有三四分钟。看完片子，江青对那些摄影师们说：“你们，拍新闻纪录片的时间也不短啦，翻来覆去老样子呀！”还给他们放了一场英国的《花园》，江青指指点点地说：“人家变化多端，讲究色彩，推、拉、移、摇，活得很啦。你们呢，眼界不广，技术又不全面。所以拍出来的东西就死啦！”
江青到处赠送她的得意之作。她送给维特克一些山水和花卉的照片，其中有一张是“仙人洞”照，将16寸大照片的背面用毛体写上毛主席的题诗：“暮色苍茫看劲松，乱云飞渡仍从容。天生一个仙人洞，无限风光在险峰。”落款“江青摄”。另一张是江青在庐山拍摄的“汉阳峰”照片，在大照片的背面题写了她自己作的一首诗：“江上有奇峰，锁在云雾中。寻常看不见，偶尔露峥嵘。”落款“江青摄，诗赠维特克夫人。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”。
1973年一天晚上，江青招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时，兴高采烈地送给日本剧团领队清水正夫一张风景照。日本客人认出这就是那张著名的“仙人洞”照片，照片背后是毛泽东那首气势非凡的诗，题词是“赠李进”。江青带着炫耀的神气，挥笔在照片背面写了三个字“江青摄”。这一大胆的举动，一下子震动了舞剧团，人们目瞪口呆后，这才知道“李进”原来就是江青。
江青从开始喜欢摄影，到热衷于摄影，又发展成利用摄影扩大她的政治影响，即从生活爱好逐步发展到想成名、成家，甚至为成为领袖人物捞取政治资本。1970年至1972年，她的摄影范围几乎遍及各个领域，作品包括林彪的读书照《孜孜不倦》，备战照《月夜哨兵》《高度警惕》，工作照《聚精会神》等，登上了《人民画报》和《解放军画报》等刊物。江青从自己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了一百多张，准备展出，展出地方选定在人民大会堂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为了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，进一步扩大影响，她叫我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，请示主席同意不同意举办这个影展。一天后，徐秘书回电话：“主席说‘习作可以，搞影展不可’。”还叫她立即取消这个计划。1975年9月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，江青又一次萌动了影展的念头，100多幅照片送到大寨，从会议室到客厅都悬挂着江青拍摄的大幅照片。从大寨回到北京，江青又张罗她的正式影展，还想了个主意--和摄影师联合举办展览。结果，毛主席知道后，仍然是两个字：“不行！”至此，江青的影展梦彻底破灭了。
林彪《孜孜不倦》照的来历
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，或者别的什么企图，有的人喜欢肉麻地吹捧别人，有的则喜欢被别人吹捧。这一吹一听满足了虚荣心。
1971年6月8日，叶群代表林彪到钓鱼台10号楼看望江青。不知为什么，那天江青很高兴，主动热情地与叶群握手，并拿出她认为拍得最好的放大成16寸的彩色照片，摆在大条案上让叶群欣赏。叶群认真地欣赏着每一幅照片，看了一会儿便说：“江青同志既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，又是一个无产阶级艺术家。”她夸奖说：“江青同志给这位小护士照得多么美呀！漂亮、丰满、皮肤白皙细润、姿态优美，您把一个少女的线条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，灯光用得恰到好处，真是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，叫人羡慕呀！江青同志照的花卉，颜色逼真，绚丽多彩，露水欲滴，好似闻到了花的芳香，就是专业摄影家看到您的这些作品也会赞不绝口，嫉妒几分的。江青同志以一个一流艺术家的境界、一流艺术家的技术，照出了一流的艺术作品，这些都是杰作呀！”
6月9日，林彪在叶群的陪同下到钓鱼台照相。林彪有怕水的毛病，平时很少洗澡、洗脸。那天来照相，竟然连胡子都没刮。江青、叶群两位女人耐心劝说林彪刮掉胡子再照相。林彪虽不情愿，但看在江青的面子和诚恳的态度上，总算同意了。林的警卫秘书李文普问我有没有刮脸刀，我说有，并立即拿给他。
林彪刮完脸，就跟着江青、叶群从10号楼走到17号楼江青的摄影室。林手中捧的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是在江青的坚持下，叫我跑回10号楼临时拿的我的书。为了照这张相，平日怕光、怕风、怕冷、怕热的林彪任凭江青摆布，被八盏大灯的强光烤得满头大汗。
孜孜不倦
当拿到冲洗放大的照片后，江青又找来姚文元、叶群一起研究发表事宜。姚文元吹捧说：“江青同志对摄影艺术有很高的造诣，甚至超过了专业摄影师的水平，把林副主席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完全表现出来了，这将极大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。我的意见，这张照片就叫《孜孜不倦》吧，您们看怎么样？”
江青听完之后沾沾自喜地说：“好，我同意，就用这个标题。但是，作者不能用我的真名实姓。如果用我的真名实姓，又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呢！就用‘高山’或用‘峻岭’，还是用‘峻岭’这个笔名吧。”姚文元和叶群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好，用‘峻岭’好。”叶群表态说：“感谢江青同志的辛苦劳动，我现在就替林彪同志谢谢江青同志。他看到这张照片以后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”
照片发表后，叶群给江青打来电话：“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照的照片，林彪同志看到了，他非常高兴，他说：‘谢谢江青同志！江青同志不但是政治家，还是艺术家，了不起。’这张照片不但有艺术价值，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，在社会上一定会产生强烈而深刻的影响。”
“谢富治遗像”一语成谶
自中共九大以后，江青在她的摄影室里拍了不少人物像。江青认为照得最好、最满意的是给谢富治照的那张。因为谢富治和江青比较熟悉，江青用心照，谢富治不紧张，很放松，很自然，照片面容表情好、光线好。江青经过认真剪裁，请石少华放大到有半张《人民日报》大小，洗出一幅彩色照片。江青拿到大照片，端详着，欣赏着，并叫我打电话让谢富治到钓鱼台来。
谢富治接到电话不敢怠慢，立即赶到钓鱼台江青的住处。江青递给他那张得意之作，洋洋自得地问：“富治同志，你看，我给你照的这张照片如何？满意不满意？”谢富治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照片，赞不绝口地说：“好，照得实在是好！这是我有生以来照得最好的一张照片，又是江青同志给我照的，太宝贵了。”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如果有一天我到了八宝山的时候，就用这张照片作为我的遗像。”从不开玩笑的江青说：“我同意，你回去就跟你的夫人刘湘屏同志说，到时候别叫她给你用错了。”谢富治满面笑容地说：“一定，一定。我这就回去告诉她，她记性好，不会用错的，她办什么事都很认真，请您放心好了。”
有些事，无巧不成书。谢富治把这张照片拿回去不久，就觉得肚子里不太舒服，到医院一检查，结果是患了不治之症，半年以后的1972年3月26日，就与世长辞了。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公安部礼堂举行，遗像果真是用江青照的那张彩色照片。在周总理致悼词时，江青眼含泪水，还不时地抬起头来看她所照的那一张一语成谶的“遗照”。
毛厉声责问：你在钓鱼台搞了些什么名堂？
1972年2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。当时钓鱼台国宾馆各楼楼道和房间里陈设的工艺品，也染有很浓的“文革”色彩，像墙上挂的宣传画，以及有红卫兵形象的瓷塑等，这些都被有鉴赏价值的文物、国画所取代。根据周总理指示，在尼克松住的18号楼挂上13幅清朝的古画。过了两年，1974年10月间，江青突然挑选自己拍摄的13张花卉照片取代了国画挂在18号楼的主厅里。但这些照片只挂了3天就不见了。等人们发现时，13张国画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。原来，是毛主席发出了厉声责问：“你在钓鱼台搞了一些什么名堂？你有什么权力可以摘下国画，挂上你自己的作品？夜郎自大，这样要不得！你回去立即统统给我摘下来！”江青大哭起来，走出毛主席的办公室时还在哭。
回到钓鱼台她把摄影作品摘下来，堆放在一起焚烧了。她想在外国客人面前展示她的作品，说明她对自己的摄影颇有自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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